中國先民用豐富的暗示力和象征力代替對形象的實際摹寫，把似真似夢的境界與無形無跡卻又無往不在的虛空融為一體，超脫而渾厚。從遠古時期的圖騰直到明清的吉祥符號，這種獨特的宇宙觀與生命情調都有所體現，并在藝術設計的美學領域中具有極高的借鑒、賞析價值。如何運用中國寶貴的文化遺產為現代設計服務是值得探討的……
中國人自古崇尚自然，認為宇宙是無限的，但他們并不站在自然的對面與之對衡，而是投身自然，與自然融合為一，即所謂的天人合一。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能象中國那樣把自然的地位放得如此重要，這是由于當時中國北方（華夏文明發源地）富裕而開闊，到處是奔跑的犀牛與大象。人們生活在山澤原野之中，與宇宙天地及自然界奇禽異獸的活潑生命相接觸，感受到無窮的氣與魔力，他們用豐富的暗示力和象征力代替對形象的實際摹寫，把似真似夢的境界與無形無跡卻又無往不在的虛空融為一體，超脫而渾厚。
縱觀中國繪畫，始終融意境與畫面，以流動的、有規律的線紋與天地間的大氣流動相協調，把繪畫藝術帶入一個耐人回味的性靈境界。如俗稱馬一角、夏半邊的南宋山水畫家馬遠和夏圭，即以邊角之景捕捉自然界最精美的部分，生以小觀大，以偏概全，以虛擬實，以意造境的效果，獲得筆有盡而意無窮的趣。其實，不僅是繪畫，從遠古時期的圖騰直到明清的吉祥符號，這種獨特的宇宙觀與生命情調都有所體現，并對現代標志設計具有極高的借鑒性。
圖騰即徽幟，是嚴格的族象征，當原始人在一個地方定居下來后，該地一種與他們的生活發生密切關系的東西，或因有益，或因有害，就對其產生崇拜，這就是原始圖騰。這時的自然圖騰崇拜物，是區別不同人類群體的標志，在與之共處的過程中，原始人就把它們當作了保護神。原始社會末期的部落酋長和奴隸社會的貴族，利用圖騰神在民眾中的崇高地位，把自己說成是祖先神在世間的代表，于是出現了祖先象征，即大量的人與動植物合一的藝術形象。
這些神秘而精美的圖騰標徽，有許多都體現出現代設計的成功法則。如新石器時代彩陶藝術中的人面魚紋，生活在西安半坡的氏族以漁獵為生活的主要來源，久而久之，人面魚紋就成為半坡氏族的主圖騰，它以太陽與魚復合為人面祖先像，以雙魚作雙耳，以魚尾作人面唇須與頭徽，相輔相成，同時具有‘黑白’的雙關效果。又如長江下游河姆渡文化中象牙雕刻上的雙鳳朝陽紋，太陽與鳥是河姆渡文化先民的祖先崇拜物，以兩只鳥形與一個日形共用，組成一個左右對稱的圖徽，取得均衡穩定的視覺效果。最巧妙的要數良渚文化玉琮上的神徽，即神人獸面像，其最上端為一弓形冠，冠下為一倒梯形人臉，冠頂飾放射狀羽毛紋，獸面眉脊與鼻下為血盆大口，人的腿呈盤膝狀置于獸嘴下，獸耳同是人臂，人足同是獸須，人面與獸面又是人體與獸頭的搭配，渾然一體而不可分割，是遠古圖徽共用形的絕妙實例。再如，在青銅藝術達到燦爛鼎盛時期的商周時代，代表奴隸制君神權的饕餮就成為被統治者的威嚇符號及統治者的保護神，它莊嚴、神秘、兇惡恐怖、氣象深重，大多刻于青銅禮器上。商代《疋鬼方鼎》上的對夔立肩饕餮紋乍一看，是一個猙獰恐怖的獸面，再看，是左右兩只夔龍相對而行，龍角與獸眉共用，龍尾與獸耳共用，中間由凸起的鼻脊相隔，既運用了共用形，又是最早的立體與平面相結合的遠古圖徽。
在遠古生活畫廊中，類似這樣藝術意境深遠的圖徽不計其數，從這些設計精美、內涵深刻的‘符號’中，我們似乎體驗到遠古先民的無窮智慧。隨著時代的飛躍,代表權勢、哲理，體現民風及避邪求福的圖徽獨放異彩。如漢代的四神瓦當，按照漢代陰陽五行，忌諱迷信的說法，‘四神’能守四方，辟不祥，謂四方之神，東方為龍，西方為虎，南方為朱雀，北方為玄武，把這四種長形動物，安排在那直徑三、四寸的圓形中，并且還有一道寬邊框住，身體卷曲，但絲毫沒有因此妨礙了它們的兇猛騰躍，沒有一刻安靜的性格。太極圖紋是中國吉祥符號中最原始、最基本的圖形。它由黑白兩個魚形紋組成，俗稱陰陽魚，形象化地表達了陰陽輪轉，相反相成是萬物生成變化根源的哲理，且不論它的深刻含義，單從圖形設計的巧妙性來說，成功地運用了圖底反轉，對比強烈卻又融匯合一。如敦煌飛天藻井圖案中心裝飾紋樣《三兔共耳》，三只追逐奔跑的兔子，本應有六只耳朵，藝術家運用共用形使耳朵只有三只，兔子奔跑跳躍，圍繞著適合空間妙趣橫生。再如，意為四方童子并至，寓意子孫綿延萬代的《四喜人紋》，由兩個娃娃的頭、身、手、足巧妙連接，上下左右四面能看到四個娃娃，又是一個圖形共用的巧妙實例。
縱觀這些美妙的圖徽，我們不得不為前人的聰明智慧而嘆服。那些自然界常見的，與他們生活密切相關的動植物，被美化、神化，融入自己的情感與寄托，設計成各種各樣富有寓意，充滿情趣的圖徽。如把自然中最普通的圖形加以抽象變形，使之在似象非象的同時演繹為別有含義的符號；共用形，即以最簡約的方式體現要表達的寓意，運用以一當十言簡意賅的形式美法則；互動形與適合圖形，使抽象的形與周邊的環境相得益彰，產生圓渾往復的氣量感……其實，這些極具創意的設計方法，我們既能從畢加索的現代立體派繪畫《亞威農少女》的用二維圖形體現三維空間中感受一二，也能在欣賞荷蘭圖形設計大師埃舍爾的圖形共用、圖底反轉、矛盾空間的知名大作時體會頗深。可以說，中國早在遠古時期已不知不覺運用了許多現代設計的基本方法，而不僅僅是機械地模仿自然,對自然照搬照抄。
中國是世界文明古國之一，她獨特的地理環境、人文與歷史因素造就了與眾不同的文化內涵，在藝術創作上更是獨樹一幟。中國藝術思想淵源于大自然深山大澤中的龍蛇虎豹、星云鳥獸的飛動形態，借此象征宇宙生命的節奏。它的境界是一個全幅的天地，不是單個的人；它的筆法是流動的、有規律的線紋，不是靜止的、立體的形象。與自然融合為一，順著自然規律而動，以俯仰自得的精神來欣賞自然，躍身自然的節奏中去游心太玄，從中取得心曠神怡的享受，這就是中國人獨特的審美觀。在藝術表現上，即以飛動的線條來表現宇宙中生命的節奏，以空則有，有則空的境界來體現廣闊的宇宙空間，以和諧與簡潔來傳達神游太虛的意趣。西方審美觀主要淵源于希臘藝術，希臘人住在文明整潔的城市中，地中海陽光明麗，一切物象都輪廓清楚，思想也游泳在清明的邏輯和幾何學中。神秘的幻感日漸消失，連神都失去了深沉的神秘性，只是一種在高明愉快境界中的人生。他們以秩序、和諧、比例、平衡為美的最高標準與理想，而希臘藝術家和哲學家共同的藝術理論是模仿自然。中國雖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言說，但在藝術表達上卻凌駕于單純模仿自然的藝術手法之上，正是這種不同尋常的心靈體驗才使中國藝術異花獨放。
中國古代圖徽的美學價值使它對現代標志設計有很多借鑒，如香港平面設計師靳埭強設計中國銀行標志，以古銅錢與中字相結合，以常見的圖形來傳達深刻的寓意；鄭明明化妝品標志以月牙兒與花來體現閉月羞花的意境；陳幼堅工作室標志以吉祥紋樣連體娃娃表現合作精神……如何運用中國寶貴的文化遺產為現代設計服務是值得探討的，然而對中國古代設計的研究還停留在初始階段，這是我們應該續以探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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